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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30年拉进这样的场域中，可以砍到很多问题，什么问题？我看到最重要的问题是，从鸦片战争到这30年中国没变的是强调整体性，讲总体。

[11]王振宇：行政诉讼的诉权保护，载《人民司法·应用》2010年第7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弹性很大，从司法实践情况看，法院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弹性，使原告资格能够与时俱进，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

[2]实践中，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把握通常存在两种错误理解，一是将原告资格等同于起诉条件，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有关提起行政诉讼条件的规定，原告资格只是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之一。[7]尽管房屋征收的直接相对人是被征收人，但在被征收房屋存在出租或抵押的情况下，与征收补偿决定具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就不仅仅是作为直接相对人的被征收人，还包括作为行政行为相关人的被征收房屋其他利害关系人。法律是否保护某种利益，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法律明确地提到的利害关系人，二是法律未明确提到利害关系人，但从法律有关规定中可以判断是否有保护的意图。具体把握如下：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的公有房屋承租人，不仅可以对征收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但在实践中，法院还是要行使审查权，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审查的标准，这导致部分地方对原告资格人为地设限，造成行政诉讼告状难现象突出。

例如上述案例中的甲作为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其因房屋征收造成财产损失，该财产权显然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警察命令是以之为执行标的的判决的替代物。

对耶利内克和奥托·迈耶的法律思想都精熟于心的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在其行政法学著作中，把这种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概括为公定力： 公法关系作为不对等关系的特色首先体现于，只要在公法关系中国家的意思是有效成立的，其自身就具有决定这种关系的效力。实际上，国家的人口是被分成或多或少相互对立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因而一个实在的统一体只能在那些实际上处于同一精神状态的人中间并且也只在这种同一性实际上占优势的那些时刻才存在。私权是主要为个人目的而承认的个人利益，公权是主要为一般利益而承认的个人利益。

但这并不妨碍心理学和生理学将个人的心理行为和肉体现象总括为一个集合统一体，将国家把握为权利主体有着不逊于将人把握为权利主体的科学正当性。国家是法秩序的人格化，这个根本命题对于国家法学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

5．行政行为理论奥托·迈耶明确表示反对国家法人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民地位的这种降格只具有观念上的意义。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其所主张的国家法人实在说的必然归结。但他同时认识到全体一致难以实现，且其中包藏着滑向独裁的风险，故而提出了以多数决加宽容为内核的议会民主主义构想。

第四，自力执行力原则。而在我看来，那些都只是政体上的原理。……但是，在实定法学以及法律实务中，将各种国家机关依据各种法规介入人民生活作为‘国家的‘权利加以总括，换言之，加以透彻的概念化，不能说没有意义。[53]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初上杉慎吉认为天皇机关说是用法学筛子筛出的民主主义，其本意在于民主共和，[54]不失为一种洞见。

[38]耶利内克在此将民主制和君主制并列在一起，仿佛他已确信，国家法人说可以同时为民主制下的国家和君主制下的国家提供无矛盾的法学思考。拉班德将这一逻辑表述为法秩序的人格化。

[88]这两种观点中，二元说至今仍是通说。而在个人作为主体的国家要素属性中，国民处于伙伴地位，他们之间完全同等。

[90]但战前德国和日本，公务员与国家的关系长期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统治。这种议会政治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统治形态。凯尔森曾经于1907至1908年间在海德堡大学求学，师从耶利内克。第一个深意是对超国家的法秩序及与之相关的封建国家的拒绝。耶利内克所主张的国家法人实在说既强调国民的主体性，还追求国家的统一性，国民的主体性与国家的统一性是一个统一体。‘国民主权说认为在任何国家中统治权都必然是全体国民的权利，而‘君主主权说认为在君主国君主才是统治权的权利主体，这两者都不正确。

鉴于我国法学尚未将国家法人说纳入视野，本文对国家法人说的考察主要是一种学说史梳理。[4]这一年，哥廷根大学所在的汉诺威王国爆发了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

国家的自我拘束是耶利内克国家法学的出发点，但如果国家是无所不能的，国家为什么要自我拘束呢？耶利内克的回答是：所有法规，在其保持妥当性的期间，都同时暗含着对服从法律者的确约———国家也受其拘束。[71]这一历史事实无疑会对新宪法的社会心理基础造成影响。

但这些多元的利益和意思相互冲突和妥协，会形成一个平衡点，哪怕和平状态暂时打破，或者这个平衡点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在挑战弱势一方的忍耐极限。此点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废除君主制的各国先例来看非常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美浓部达吉本人对民主主义采取的是若即若离的态度。到了中世纪末期，各个邦国逐步确立为国家，邦国高权才开始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的本质要素。另一个是将国家作为法律制度研究的方法，由此而产生的学问为国家法学。也就是说，国家的法学认识是为了发现一种概念体系，以便对国家的所有法律特性加以无矛盾的思考。

……也可以说，国家法学是国家意思之学。而在此之前，曾经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中遭受迫害的金森德次郎作为负责宪法问题的国务大臣，在审议新宪法草案的帝国议会中所作答辩，就更具国家法人说色彩了：日本国体之根本在于国民以天皇为中心统合在一起。

但耶利内克显然别具深意，否则，他就将自己置于格贝尔和拉班德的延长线上了。同时，容克和资产阶级即自由主义者也是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最终追求是使资本成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基础。

但其后，他又迟迟未能升任正教授。一般利益虽然往往最终成为个人利益，却并非个人利益的总和。

但事关整体利益的事项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个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结社，或者依靠官僚制度，决定于国民的政治素养。行政主体每种公法学说甚至每个公法命题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国家观，即法学国家观。[96]奥托·迈耶的行政行为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自我确认力理论所表达的法律思想，其实质是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总体而言，格贝尔国家法人说给人的印象是：以纯粹的法学方法，表述了一种与当时的君主立宪制相契合的国家观。

[30]从上述对拟制说的反对来看，耶利内克是在主张一种国家法人实在说。新宪法草案第1条中的日本国民， 在理念上，不仅仅指现在的瞬间生存于世的日本国民，还包括与此有同一性的过去及将来之人。

民族、居民是其活动的对象。……果真如此操作，‘国家法人说所带有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将会归于消失。

归根结底，建构我国法学国家观的任务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完成。[40]（4）近代的国民代表在整体上，国民代表的成员作为其部分，有着直接的二次机关的性质。